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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日是第28個世界艾滋病日。自1985年北京協和醫院確診第1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以來，艾滋病已在中國大陸存在了30年。30年間，從一無所知、避之猶恐不及，到積極應對，國人走過了怎樣的艾滋病防治歷程？要終結這一惡魔，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
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1981年6月5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消息稱，洛杉磯市一名男男同性戀者出現了一種異常的肺炎。7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41名同性戀患上罕見癌癥》的報道，12月11日，《華盛頓郵報》發文稱“免疫系統疾病困擾男同性戀”，均將該病指向男同群體。
“由于艾滋病早出現在男同身上，雖然此后證明并不局限于這一人群，但當時國內由此認為艾滋病是資本主義腐朽所造成的。”世界衛生組織艾滋病治療與關懷綜合管理合作中心主任徐克沂回憶說，“國內就此提出了‘筑起一道新的長城拒艾滋病于之外’的口號”。
然而，就在4年后的1985年，艾滋病還是敲開了中國的大門。1985年6月，北京協和醫院確診了我國首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一名來華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他本人也是一名男同。由此，艾滋病開始在中國傳入、擴散和快速增長的過程。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介紹，我國1985年到1988年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多數都是境外旅游人員，其中有4名是國內人員，均因輸入進口血液制品造成感染。
“雖然此時還僅是少數個例，但中國的衛生部門已經意識到艾滋病近在咫尺，必須采取針對性的防控措施。”徐克沂說。從接連發布的相關規定便可看出端倪：1985年10月14日，衛生部發布《關于禁止進口Ⅷ因子制劑等血液制品的通告》；1986年11月24日，衛生部頒布《關于對外國留學生進行“艾滋病”檢查的通知》，對每年新來華的外國留學生進行艾滋病篩查；1987年8月，衛生部又制定《全國預防艾滋病規劃（1988～1991年）》，加強艾滋病的監測、宣傳及相關培訓。
1989年，我國在吸毒人群中發現HIV感染者，一年發現146名。吳尊友告訴記者，這對于中國艾滋病的流行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它意味著從那時起，艾滋病在中國已經有了本土傳播。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出臺，艾滋病被列為乙類傳染病。此，我國艾滋病防控工作上升到法律層面。
“血漿經濟”引發大流行
進入上世紀90年代，“血漿經濟”突飛猛進，多個省份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漿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業。在部分地區，“血漿經濟”被視為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第三產業。然而，由不規范操作引發的艾滋病大范圍傳播也隨之震驚國人。
據撰寫《河南艾滋病5年調查報告》一文的北京佑安醫院醫生張可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河南省，從15歲到60多歲的農民紛紛加入血漿采集隊伍中。當時農民流行的口號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按照規范要求，離體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則，丙肝、乙肝、瘧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輸過程中的傳播風險很大。“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為操作便捷，降低成本，榨取大利潤。”一位曾參與過血漿站工作的老員工說。
這是一場“以血致富”的大運動。張可去過近100個村莊，地域遍及河南省黃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區。因采漿而感染HIV的高峰期終被鎖定在1995年，張可的數據顯示，“超過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很快，政府意識到了其中巨大的危害。李克強在擔任河南省省長期間，下令嚴打非法采血，并從省政府撥出專項資金1.6億元，用來規范建設18家市級血站。2002年，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之后，提出：“即使砸鍋賣鐵，也要讓這些病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醫療保障，不使一個適齡兒童失學。”
2002年，河南省開始對省內所有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參與過非法不安全采供血的人員，全部進行HIV的檢測和調查。僅用2年時間，河南省艾滋病蔓延勢頭便得到遏制。之后，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也陸續采取了類似措施。
這場徹底的排查，也使得我國既往無法詳細統計的疫情得以徹底查清，是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從被動轉向主動的分水嶺，也意味著艾滋病防治走到了一個可以公開討論、公開防治的層面。
從束手無策到“四免一關懷”
在艾滋病的治療領域，1990年2月，北京佑安醫院收治了首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國人。當時還是該院感染科醫生的徐克沂回憶，這名男性感染者54歲，被派往非洲援助工作10年，在歸國后的體檢中被查出攜帶艾滋病病毒。當時，醫務人員詢問患者病史和查體時都“全副武裝”，戴上雙層帽子、雙層口罩、手套，穿兩層隔離衣。患者剛到醫院時手中沒有人民幣，幫他兌換的醫生會用肥皂擦洗那些美元，再用微波爐加熱后才敢碰觸。
大約2年后，患者發病去世，家屬看了一眼遺體就離開了。醫院太平間怕污染不愿接收患者遺體，殯儀館聽說是艾滋病病人的遺體也不愿意接收。“在1996年‘雞尾酒療法’面世前，醫學界對艾滋病幾乎是束手無策，我們能做的僅僅是臨終關懷。”徐克沂說。
對于中國艾滋病病人，2004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已有5種治療艾滋病的國產藥物正式獲得國家批準生產，這5種藥物可以組成4套國際公認的“雞尾酒療法”方案，標志著我國用于治療艾滋病的基本藥物已全部實現國產化。吳尊友告訴記者：“此前，國外雖然已有‘雞尾酒療法’，但藥物價格昂貴，患者每年的治療費用高達5萬元左右且全部自費，國產化后，每年治療費用則降3000多元。”
同年，我國政府宣布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實施“四免一關懷”，即對農村居民和城鎮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等醫療保障制度的經濟困難人員中的艾滋病病人免費提供抗病毒治療藥物；在全國范圍內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詢檢測的人員免費提供咨詢和初篩檢測；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提供免費母嬰阻斷藥物及嬰兒檢測試劑；對艾滋病病人的孤兒免收上學費用；將生活困難的艾滋病病人納入政府救助范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必要的生活救濟，積極扶持有生產能力的艾滋病病人開展生產活動，增加其收入加強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避免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視。這一政策的出臺和推廣，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能夠免費服用抗病毒藥物，對遏制艾滋病的傳播、降低患者死亡率起到關重要作用。
男同防艾曾缺席20年
2006年后，性傳播逐漸成為新發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徑，其中又以男男同性性行為為主，男男同性戀人群染艾問題由此進入公眾視野。
少了血液傳播，卻多了性傳播，看似按下葫蘆又起瓢，但青島大學醫學院張北川教授認為，中國男同群體染艾的“土壤”一直存在。“上世紀80年代，在我接觸的諸多男同里，很多人表示一直與性伴有不安全的性行為，有些還是男男性工作者，而他們的對象絕大部分是外國來華人員。”張北川說，當時的一項調查顯示，男同群體里安全套的使用率不足2%，絕大部分人根本沒聽說過艾滋病。
近些年，每逢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諸如“男同群體染艾者快速上升”的新聞便頻繁見諸報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組數據則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疑惑，數據顯示，從2006年到2015年，近10年間，男同染艾率上升了26倍，而此前20年則幾乎沒有變化。其中原因何在？
張北川認為，對男同人群的防艾工作，足足缺席了20年，“從1985年到2005年，我們對男同采取的是漠視的態度。也就是說，并非不了解，而是視而不見。產生這種漠視的原因，主要是我們的社會不認同和歧視同性戀。”他認為，社會是因為艾滋病才承認男同群體存在的。隨著2006年以后在男同人群中實施“擴大檢測、擴大治療”，先前的感染者被逐步發現，感染率快速上升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目前中國男男同性戀人群中，吳尊友認為，艾滋病已呈疫情暴發狀態。2015年，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男同群體平均染艾率為8%，個別城市甚高達20%。
不過，張北川認為，雖然男同染艾者還在增加，但實際上已經進入“拐點”。“所謂的拐點，是指新發感染者從快速上升期進入平臺期，也就是說，總數還在增加，但增幅已經放緩。而這個‘拐點’在2006年就已經出現了。”
支撐張北川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是，2006年的一項61個城市男同群體的調查顯示，選擇固定性伴的男同數量在快速上升，同年，中國疾控中心的一份調查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選擇固定性伴的男同人數大幅增加可以使艾滋病傳播幾率大大下降。此外，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男同群體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也從90年代的2%上升到40%。”張北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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