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誰來給孩子們看病
伴隨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兒科醫生荒這個醫療界的老話題，再次引發全社會的關注。特別是日前上海、廣東、江蘇多地接連出現兒科急診停診的新聞，讓兒科醫生短缺、人才流失問題，一下子成為“我們能不能沒有后顧之憂地喜迎兩孩時代”的一道限時必答題。然而，記者走進北京、遼寧等地的多家兒童醫院實地探訪時發現，兒科醫生超負荷、高風險、低收入的境遇雖然一直被重視，卻始終沒改變……
門診等太久，病房擠破頭——
“帶孩子看病太難了”
“給孩子看病太難、太難了。”1月15日晚上7時多，記者在北京四季青醫院的兒科門診蹲點采訪，碰上一對帶孩子看病的夫婦。
孩子的媽媽告訴記者，近期孩子的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咳嗽不止。“前天晚上，孩子覺得憋悶，聲音也非常嚇人，我們擔心有危險，于是夜里12時多到兒童醫院排隊看急診。”
“可是現在急診也不急呀。”孩子媽媽抱怨道，兒童醫院晚上一共才3位醫生出診，可排隊的人一大片。他們排了3個多小時的隊才看上病，被確診為喉炎后，孩子到凌晨4時多才做上霧化治療。從醫院出來后，為方便孩子治療，他們現買了一臺霧化器。
孩子媽媽說：“昨天孩子又開始發高燒，懷疑是肺炎，得讓大夫看一眼。但我們可不敢去兒童醫院了，耗不起，幸好二級醫院還不算緊張，等等總能看上。”
急診不急，這種情況在大醫院普遍存在嗎？1月15日晩9時30分左右，記者來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兒科急診室。候診的長椅上，稀稀拉拉坐著20多名患兒和家長。本以為在這兒看病并不難，但記者和一位家長攀談后才知道，他們是當天下午2時左右掛的號，到晚上還沒看上。隨后記者了解到，當天晚上，該院兒科急診室只有一位兒科醫生出診。
為了一探北京兒童醫院看病的“難”，記者又起了一個大早趕到北京兒童醫院門診二樓，發現候診區已被全國各地來的患兒和家長擠得水泄不通。10多個診室的門全都敞開著，每位醫生周圍都被求診者圍出一個里三層外三層的弧形。記者使勁扒開咨詢臺前的人群，要靠喊，才能和護士說上話。
除了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外，中小城市的兒科狀況怎么樣？1月17日周日，記者趕到遼寧省營口市中心醫院的兒科病房采訪。推開病區大門，映入眼簾的是病區走廊里滿滿的加床。該院兒科病房護士長董麗告訴記者，兒科病區共有52張病床，但目前已經加到107張，還向對面的婦產科病區借了兩間病房。記者在靠近兒科病區大門的一張加床上看到，床上躺著兩名患兒和他們各自的媽媽。其中一對母子在孩子接受完治療后，依偎在一起沉沉睡去；另一位媽媽正陪著孩子輸液，滿臉都是疲憊。
孩子看病難，暴露出“醫生少、病人多”的現狀。北京兒童醫院院長倪鑫表示，據統計，目前我國兒童患者每千人口只擁有兒科醫師0.26人，與美國差了將近5倍。在沒有放開兩孩政策之前，我國兒科醫生總量就已經缺少近20萬人。
干得多、掙得少——
越來越多人不愿干兒科
采訪中，很多兒科醫生都用一個詞匯來總結他們的職業感受：疲憊。
1月14日上午8時，北京兒童醫院呼吸二科主任趙順英從病房來到門診樓，出當天上午的特需門診。“一想到去門診，心情就特別沉重。”一是病人太多，二是許多疑難患兒從全國各地來，能否幫他們解決問題，也考驗著她的診療能力和水平。
這天上午，北京兒童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張桂芳出的是普通門診。和趙順英要分出許多精力解決難癥不同，她要應對的，是從全國各地來的許多本不應到三甲專科醫院就診的輕癥病人。記者陪同她出了不到兩個小時門診，她一直被數十名患兒和家長簇擁著，問病情、記錄、聽診、開藥……她的手和嘴必須同時運轉。
張桂芳無奈地對記者說：“有1/3到一半的孩子只是感冒發燒，在當地醫院就能看。很多患兒家長會抱怨跟醫生說不上話，其實我也想從從容容地花10分鐘看一位病人，但現實條件不允許呀。就像流水線一樣干，我們的門診從早晨到晚上11時都看不完。”
“在醫學生眼中，兒科從來就不是一個好的就業選擇。”北京四季青醫院兒科住院醫師馮醫生坦言，當年她來應聘的是婦產科。是兒科主任先一步“下手”，才讓她“稀里糊涂”干上了兒科。“不愿意干兒科的現實原因之一，是待遇太低。兒科的用藥和檢查少，對醫院的經濟貢獻低，而現行的薪酬分配制度和創收能力緊密掛鉤。北京市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3500元，工作的前3年，我的工資低得都不夠資格繳納個稅。”
2013年年底，北京四季青醫院兒科開設了新生兒監護病房。為提高醫務人員的積極性，該院將新生兒監護室的夜班費提升為每天300元。馮醫生告訴記者：“現在，夜班費成為我們工資收入里的‘大頭’，大家都愿意掙這份錢。可即便加上夜班費，我們的收入還是比外科等熱門科室差了一半還多。”
除此之外，風險大、家長期望高、專業性質上的吃力不討好也是讓大家卻步的重要因素。一位國內知名三甲醫院的兒科主治醫師告訴記者，兒科被稱為“啞科”，病人不會表達，對醫生的觀察、判斷和經驗要求都很高，加上現在很多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家里看得嬌貴，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矛盾，不受尊重的次數多了，容易讓醫生心寒。
“綜合醫院兒科承載了一半以上的兒童診療工作，但它正在萎縮也是不爭的事實。現在，綜合醫院的兒科崗位已經失去吸引力。留下的，要么是真正崇敬醫學、致力于為兒科事業獻身的人，要么就是沒有辦法走的。即使像我們這種醫院，近10年間也先后有十幾名醫生選擇離職。”這位醫生告訴記者。
采訪中，多位兒科醫生表示，他們已經很多年沒有休過年假了。此外，2014年，中國醫師協會兒科分會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個省（區、市）開展的兒科資源調查顯示，兒科醫生的工作強度是同一醫院其他非兒科醫生的1.68倍，收入卻只有其他科室的46%。
提薪酬、重培養——
發展兒科得靠國家發力
“現在，招兒科醫生實在太難了。尤其是主治醫師，已經出現明顯的斷層。”北京四季青醫院兒科主任丁翠萍說，她一直想給病房添一名主治醫師，承諾的月薪達到1萬元，卻招不來人。
江蘇省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副主任委員、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科醫院院長軍表示，現在的狀況是，縣級醫院兒科招不到人、大型綜合醫院兒科招不滿人。這種狀況，與各大綜合醫院里兒科的經濟收入排名“很靠后”不無關系。在綜合醫院里，如果沒有醫院在政策和投入上的傾斜和偏向，兒科很難發展。
采訪中，多位專家表示，解決兒科困境的根本途徑，是國家和政府的重視和決心。為扭轉兒科醫生短缺的局面，去年7月，國家衛生計生委醫師資格考試委員會辦公室下發《關于醫師資格考試短線醫學專業加試專業內容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自2015年起對兒科和院前急救專業人員開展加分考試。而這一政策從出現起，就受到大多數兒科醫生的質疑。
趙順英說，“兒科降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策略本身是否合適卻值得商榷。兒科專業需要國家的肯定和激勵，但達不到要求反而降低門檻的做法，難以服眾。這么說并不是唯分數論，但分數代表一定的學習能力，降低門檻會形成“兒科醫生低能”的不良印象，長久來看不利于整體隊伍的成長。
軍認為，要擺脫兒科醫生“累、窮、險”的惡性循環，核心是薪酬體制改革，并研究提升兒科相關醫療服務收費價格。當然，這也是整體醫改的一部分。要讓醫生的收入和其專業勞動相關，跟看病的質量和次數相關，而不是和開了多少藥、用了多少醫療器械相關，這樣才能保證兒科醫生的收入和專業尊嚴。
國家衛生計生委醫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長付強認為，除了薪酬問題外，加強兒科醫生的培養和教育，是我國醫學高等教育改革和完善醫療服務體系能力建設的緊迫任務。上世紀后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在醫學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兒科專業，代之以統一的臨床醫學專業，兒科學成為臨床醫學專業的一門課程，如今雖然已經陸續有醫學院校恢復兒科教育，但這一改革依然弱化了兒科的學科實力，切斷了兒科醫生的一部分固定來源。醫學院校應盡快恢復舉辦兒科專業，加強兒科醫學生培養，同時加強規范化培訓。
倪鑫則認為，應大力開展兒科分級診療，通過有序分流，讓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干該自己干的事。從2012年開始，北京兒童醫院開始探索分級診療，聯合北京地區綜合醫院建立了北京市兒科綜合服務平臺，2013年跨省組建北京兒童醫院集團。在此基礎上，2015年6月18日推出非急診掛號全面預約，進一步促進分級診療。這一系列措施效果顯著，2015年，該院的門診量比2014年下降了17萬人次。
“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肯定對兒科醫生的需求更大，兒科醫生荒會進一步加劇。”軍說，兒科醫生是不可能速成的，培養一名稱職的兒科醫生少需要15年。在目前狀況下，通過國家政策吸引動員更多其他專業醫學畢業生從事兒科工作，也許是更快更可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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